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汤浊:母亲一直是我直面生活的力量源泉

文章来源:      文章作者:      发布时间:2018-12-20      访问次数:450
      母亲是2002年10月去世的,走了有16年了。这16年里,我多次想为逝去的母亲写点东西,却一直未能落笔。想写的回忆实在太多了。  
     我的家乡位于张家界市大庸县,母亲是小县城的一名裁缝,学徒出身。因家中贫困,小学刚读到2年级,8岁的母亲就被送去学裁缝。她学裁缝的地方是在我外公的一个堂兄家,我称之为“二外公”。那个年代当学徒除了要学习手艺,还要在师父家承担一定的家务,帮忙做做饭、打扫卫生。对她来说尤其困难的是每天要开门、关门——当时的铺门是木梭板门,木板一块一块的,又大又长又沉,清晨开门时要一块一块卸下来,晚上关门时又要一块一块装上去,这对年小体弱的母亲来说确实是个累人而且危险的力气活儿。 
     从8岁到13岁,母亲整整学了5年的手艺,随着学徒一批一批进来,母亲开始正式担负起裁缝的工作了,不用再干杂活,生活条件也慢慢开始变好。后来国家实施公私合营,大庸县建立了裁缝厂,属于集体单位,母亲就离开了师父,去了裁缝厂。其实当时公私合营是很新鲜的事儿,甚至是前途未卜的。 
     在缝纫厂虽是干着小裁缝的工作,但母亲舍得钻研。当时中山装口袋上的翻盖是一种“心”形的式样,那时候没有定装技术,翻盖是手工缝制的,尽管能用熨斗熨平,但容易往上翘,显得不够严肃。母亲琢磨了很久,如何让这个翻盖不上翘,后来她想到了一种方法——做两层翻盖,把两层盖子缝在一起,再将里面的那一层绷紧一点,产生的力度就使得整体的翻盖很服帖了。用现在的话来说,母亲是很有工匠精神的。正是如此,母亲算得上是她们缝纫厂缝纫技术的“第一把交椅”,六七十年代,缝纫厂每年都派母亲到上海、长沙等地学习。那个时候,能被一个集体单位的裁缝厂选派出去学习,算是很了不起了。 
     也正是在裁缝厂,她遇到了我的父亲,两个人自由恋爱,组建了家庭,开启了一段新的人生。 
     我的父亲是货郎担出身,曾经摇着铃铛走街串巷,后来“漂”到大庸县才开始学习裁缝手艺。两个人虽然都是裁缝,但分工很明确:父亲负责裁,母亲负责缝。因为手艺好,在他们缝纫“最高峰”的时候,小县城里有头面的人一定点名要爸爸裁、妈妈做的衣服。记得那时候一到过年就是父母最忙的时候,镇上的人们都要穿漂亮衣服过年,我的父母就要不断加班加点赶工。正是这份勤劳上进,使得当年白手起家的父母在小县城买了自己的房子,虽是木板房,但我们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自己的家。 
      那时候我和两个弟弟寒暑假都要给母亲帮忙,大弟弟卖冰棍,一根冰棍三分钱,我和小弟弟就跟着母亲在工厂里做小工,我们缝扣眼、钉扣子、剪线头挣学费。那时帆布挎包是成批量生产的,做好了之后会有很多线头,剪一个挎包的线头是两分钱,我们一个晚上可以剪五六百个挎包的线头。日子虽然清贫,但我们也有自己的“优势”,因为母亲很会做衣服,所以我跟班上女同学的关系都很要好,她们有什么想要的衣服样子,母亲就能帮她们做出来。而且正是由于母亲职业的缘故,在穿着款式方面我一直都有着家庭“优越感”,而我的闺蜜和同学经常要凑钱才能买一点布,做她们想要的款式的衣服。 
     从小,母亲教导我们说:“要努力,要使劲读书,一定要做个有能耐的人。”母亲这句话印在我的脑海里。从小到大,无论是学习还是下地干活,我都是努力跑在前头的那一个。从小学五六年级开始到初高中,都有支农老师带着我们背着背包去参加“双抢”,我们插秧、割稻子。那时候我是班干部,是要冲在第一线的,我插秧插得可快了,班上很多男同学的速度都比不过我。相比之下,插秧、割稻子还算是一种享受,最苦的是拿着稻子放到打谷机里面去打的这个过程。那时候的打谷机要一边打一边踩,我们小女生个子小,也没有力气,稍有不小心就可能连人带稻子一起滚进去,所以我们就负责把稻子一捆捆送给强劳力手边,让他们来打。这可苦了我们了!他们打谷子的速度很快,我们也要很快地将稻子递上去,割完稻子后的稻桩很是尖锐,我们光着脚在田里跑,稍不小心脚就会被稻茬割破。特别是到了下午两三点钟,太阳一晒,水热得发烫,再加上水里的石灰一浸泡,双脚火辣辣的,疼的要命。所以每次“双抢”结束,我的腿上都是像生了溃疡一般,满是血糊糊的。 
    学习上,我也继承了母亲的勤奋与上进。高中时,我就读于张家界一中,当时我们那一届有六个平行班,只有我一个人当上校团委委员,和我的班主任是学校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的同学。1976年,我高中毕业后当了一年多的知青,随后,1977年恢复高考,我考上了吉首大学,而当时六个平行班里考上吉首大学的也就两三个。 
     母亲做裁缝做了一辈子,一直到她退休了,很多做手艺的师傅,包括一些以前的老顾客都与她都有往来。60岁那年母亲被检查出乳腺癌中晚期,当时我很是着急,我的小弟弟当时在德国,我只有一个愿望——希望弟弟回来的时候,我们的家还是完满的。但是母亲对自己的病情一直很坦然,做完手术后,母亲好了五年的时间。在那五年里,我的闺蜜在《大众电影》上看见某个电影明星画片上的衣服样式,拿过来让母亲做,母亲都会尽力满足她们的要求。到了后来,病情日渐严重,母亲身形憔悴、饱受折磨。在最后的日子里,当我的闺蜜们提出要来看望她时,她却拒绝了。母亲说:“我想在最后给她们留下汤姨一个美好的形象。” 
      我的母亲一生没有受过很高的教育,但她是一个有智慧的女人。曾有人说,“我的一切荣光与骄傲,都源自母亲。”的确,我的母亲虽然平凡,但上进、坚强、富有韧性,几十年来,她一直都是我们三姐弟直面生活的力量源泉。也正是母亲含辛茹苦的养育与教诲,我们三姐弟才能一步步踏踏实实走到今天,有了今天的一切。这份恩情,无以为报。 
      母亲走后的16年里,无数个夜晚,我都会静静地想念她、想起从前的岁月,回忆母亲细绵的爱意。母亲,今夜您会来我的梦里吗?